外送茶促服會

  一、問題意識：把「客服」視為治理節點，而不是單純話務人員 在傳統想像裡，定點茶仲介像是街頭的掮客；但在數位化與分工化之後，許多關鍵決策被搬到「客服」手上：誰能被接單、如何被匹配、價格與條件如何被確認、若發生糾紛要如何處理、誰被列入黑名單、誰必須「先付」或提供更多個資。當這些決策集中在客服端，客服就不只是後勤，而是交易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對定點茶市場而言，客服角色之所以敏感，是因為它同時連結了人身安全、剝削風險、兒少保護、個資外洩與金流治理等多重法益；如果法制仍把客服視為「只是接電話」，就會低估其風險影響力，也會讓責任落差擴大。此處討論的核心不在獵巫，而是要讓責任可預期、監督可操作，避免「抓得到誰就辦誰」的任意性。   二、法律定位的基本方法：不看職稱，看行為與控制力 法律通常不會因為你叫「客服」就免責，也不會因為你叫「仲介」就一定有罪。刑事責任、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最終都回到三個問題： (1) 你做了什麼行為（撮合、安排、控制、收款、宣傳、提供場地等）？ (2) 你是否具有可歸責的主觀狀態（明知、可得而知、故意、過失）？ (3) 你在組織裡的控制力與獲利位置（能不能決定規則、能不能指揮他人、是否按成交抽成）？ 以定點茶站的運作來說，定點茶流程常被拆得更細，客服若僅做訊息轉達，可能離「媒介」較遠；但若客服負責確認條件、安排時間地點、協調金流並維持秩序，就更接近法律上的媒介或共同正犯。實務上，法院也常以「是否促成交易完成」與「是否以營利為目的」來判斷妨害風化相關犯罪的成立。   三、現行法制的三層結構：行政罰、刑事責任與特別法的分流 （一）行政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的分層邏輯 在台灣，性交易行為多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鍰處理，並對媒介者設有處罰；在定點茶案件中，這種分層尤其常見。此設計意在避免將交易當事人全面刑事化，但也形成一個「輕罰當事人、重點處理中介」的結構。問題在於：若中介已呈現組織化與平台化，行政罰的強度可能不足以產生有效嚇阻，且容易讓執法落在可見度高、證據易取得的末端人員。 對定點茶鏈條而言，定點茶客服往往被放在最顯眼的位置：真正制定規則的人未必在現場，現場被抓到的卻可能是較底層的客服或跑腿者。   （二）刑法：妨害風化的「引誘、容留、媒介以營利」 刑法妨害風...

  一、問題的起點：看得見的交易，看不見的分配 在許多城市的地下經濟裡，性勞動的交易不一定缺乏需求，也不一定缺乏「規則」；真正缺乏的是可被檢驗的分配機制。當不透明抽成成為日常，剝削往往不是以暴力或明目張膽的搶奪呈現，而是以「大家都這樣」的慣例、以含混的口頭約定、以隱形的成本與罰則，慢慢把勞動成果從個人手中抽離。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收入不只是付出時間與身體後的報酬，更是能否脫離風險、積累資本、維持生活尊嚴的基礎。然而在地下市場，報酬的計算方式、抽成比例、扣款名目、結算周期與申訴管道常被有意模糊，形成一套「可被任意解釋」的財務秩序。   二、不透明抽成的結構：從「服務費」到「風險費」的無限延伸 不透明抽成最常見的表面理由，是仲介與場域提供的「資源」：例如媒合客源、提供地點、代收款項、交通安排、或所謂安全管理。問題在於，這些資源往往無法被量化、無法對價、也無法比價。當抽成被包裝成「平台服務費」「管理費」「公關費」「保護費」「介紹費」「房費」「服裝耗材」「清潔費」「臨時應變費」等一長串名目時，定點茶工作者的實得收入就被拆解成可被層層扣除的碎片。更重要的是，扣款的計算權通常集中在掌握資訊的人手中：誰擁有客源、誰掌握場地、誰握有帳目、誰能決定「今天行情」與「客人品質」的敘事。於是抽成不只是分潤，而是一種以資訊不對稱為核心的控制。   三、制度為何忽視：非法化帶來的「權利真空」 經濟剝削之所以容易被制度忽視，第一個原因是非法化所創造的權利真空。當性交易被貼上「違法」「不正當」的標籤，勞動者的處境就被自動降格為不值得保護的灰區：薪資、工時、契約、保險、職災、霸凌、性騷擾、甚至基本的付款爭議，都很難以一般勞動權利語言被承認。定點茶工作者若遭遇抽成不透明或惡意扣款，往往面臨「不能報案」「不敢求助」「怕被追究」的三重壓力。制度在名義上以治安或風化管理介入，但在實質上卻讓勞動關係的治理空白化，等同把談判權交給地下權力結構。   四、常態化的機制一：風險被私人化，成本被個人化 在地下市場裡，風險是可以被「轉嫁」的。執法風險、曝光風險、客訴風險、暴力風險、健康風險、住宿與交通風險，往往被重新命名為「必要成本」，再由定點茶工作者自行承擔。仲介或場域一方面以「我們幫你擋風險」作為抽成正當性，另一方面卻透過規章與扣款把責任...

  一、前言：公開審判原則與「被看見」的代價   現代司法制度多以「公開審判」作為核心信念之一，期待透過公開程序避免暗箱作業，讓裁判理由受社會檢驗，並藉此維持司法的正當性。然而，當公開成為預設，某些特定群體卻會承擔不成比例的代價，尤其是涉及性相關案件、性交易相關案件、或高度污名化的勞動與生存情境。對於被標記為定點茶工作者的人而言，公開出庭不只是「陳述事實」，往往等同於被迫將私人生活、身體界線、工作經驗、甚至社會關係置於眾目睽睽下接受審視。在這個過程裡，司法不僅是裁判紛爭的機制，也可能成為再度暴露、再度羞辱、再度傷害的場域。   「公開出庭」表面上是程序性的要求，但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它常常具有一種結構性的懲罰效果：即使最終無罪或不起訴，出庭本身已造成名譽毀損、生活崩解、工作機會受限、家庭關係破裂，甚至遭受網路曝光與人肉搜索。更關鍵的是，這些後果多半無法透過判決結果被補救。於是我們必須追問：當司法制度要求定點茶工作者公開出庭時，究竟是在追求公共利益，還是在忽視隱私與尊嚴的最低保障？公開審判原則是否能夠在保護弱勢、降低二次傷害的脈絡中被重新理解？   本文將以隱私權、人格權、程序正義與污名社會學為框架，分析定點茶工作者在司法制度中被要求公開出庭的隱私侵害問題，並提出可操作的制度改善方向：包括匿名化、限制旁聽、證言方式替代、媒體報導規範、法院空間與流程的保護設計、法律扶助與心理支持機制等。目標不是否定公開審判，而是在不同案件類型與不同群體處境下，建立更精細的衡平機制，使司法能同時兼顧透明與尊嚴。   二、問題輪廓：公開出庭如何成為隱私侵害的「制度路徑」   對多數一般案件當事人而言，出庭是一段緊張但有限的經驗；然而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出庭往往連結到三種特殊風險：身份暴露風險、敘事剝奪風險、與社會報復風險。這三者互相加乘，使得「公開」不再只是程序，而是把當事人推入高風險場域的制度路徑。   1. 身份暴露：從法律文件到生活世界的連鎖揭露   司法程序會產出大量文書：起訴書、筆錄、傳票、判決書、卷證資料等。即便依法可做一定程度的遮蔽，實務上仍可能因流程疏漏或當事人缺乏法律知識而外洩。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姓名、住址、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工作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