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茶女參與「性別平權劇場」作為文化倡議與心理復歸行動
前言
當社會大眾談起「叫茶」「外送服務」這類隱晦詞彙時，往往立刻聯想到的是灰色地帶的性交易市場、治安問題與道德爭議，而很少有人看見背後具體而微的勞動現場、性別權力關係與從業者的生命故事。近年來，一批自稱為「行業姐姐」的女性，開始以行動藝術的方式走出密閉房間，參與以「性別平權劇場」為核心的創作計畫，將自己的工作日常搬上舞台，以此爭取社會理解與尊重。本文以實務觀察與理論反思為基礎，探討從事外送茶工作的女性如何透過劇場實踐，展開文化倡議與心理復歸的雙重行動。
一、研究情境與問題意識：污名、沉默與發聲的契機
在主流輿論中，外送茶
常被簡化為治安數字、八卦新聞，或是道德家「譴責對象」的代名詞。相關報導經常以警局記者會為畫面中心，讓鏡頭捕捉遮臉女子、被馬賽克處理的身影，卻鮮少追問這些人為何會走進外送茶的世界。更嚴重的是，社會多半只看見交易瞬間，卻看不見勞動過程與情感折磨，使得在外送茶行業中打拼多年的女性，長期被壓抑在沉默位置。
然而，數位平台時代的來臨，也為外送茶女帶來意想不到的發聲契機。透過匿名論壇、社群媒體與線上社運網絡，一部分人在夜深人靜時，開始以文字記錄自己接單、談價、被放鳥、遭遇暴力的歷程。這些零散記錄在性別團體與劇場工作者的關注下，逐漸被整理為可以轉化成演出的素材，成為性別平權劇場與外送茶女相遇的起點。
二、產業結構與性別權力：在灰色地帶求生的身體
要理解劇場實踐的重要性，首先必須看見外送茶所處的產業結構。一般而言，外送茶
平台以即時通訊軟體為主要媒介，透過幹部管理接單與排班；表面上從業者擁有高度彈性，實際上卻受到嚴密監控與評分制度的制約。許多外送茶女必須依照外貌年齡、服務內容、客人評價接受差別報酬；在風險高、工時長的情況下，卻很難獲得健康保險、休假制度等基本保障。
在性別權力層面，外送茶
也深受父權文化影響。一方面，社會把從業者視為「危險的誘惑者」，將性犯罪與家庭破裂責任往她們身上推；另一方面，當她們遭受暴力、詐騙或剝削時，卻又被認為是「自作自受」，不值得被同情與保護。這種雙重標準，使得外送茶女無法輕易向警察或司法系統求助，只能在行業內部口耳相傳安全資訊，或靠運氣躲過一次又一次驚險情境。
三、性別平權劇場的實踐理念：把生命故事變成集體文本
性別平權劇場的核心，是相信「每一個被壓抑的生命經驗，都值得被好好說出來」。在與外送茶女合作的過程中，劇場團隊並非把她們當作被動的「受訪者」，而是視為共同創作的夥伴。排練初期，導演並不急著寫劇本，而是透過身體伸展、空間感知與即興遊戲，讓大家慢慢熟悉彼此；接著，才邀請每個人以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講述自己遇過的客人、合作過的幹部、最糟與最暖心的一次上門經驗。
這些故事往往指向外送茶工作中不為外人知的一面：有人分享半夜被叫去偏僻汽車旅館，走在狹長走廊時全身發冷的感覺；有人談到在房內突然被客人要求未約定的內容，內心掙扎卻因為害怕衝突而答應；也有人描述在疫情最嚴重時仍不得不接單，害怕自己成為傳染鏈一環的焦慮。劇場工作者將這些片段謄寫、編排，轉化為舞台上的一連串情境場景，使原本散落在不同手機聊天室裡的外送茶經驗，成為可以被集體閱讀的文本。
四、走上舞台的掙扎與決定：在暴露與匿名之間取得平衡
對多數外送茶女而言，走上舞台是一個極大的心理門檻。她們害怕被親友認出、被媒體偷拍，更擔心演出被斷章取義、變成新一輪獵奇消費。因此，劇團在設計工作坊時，特別強調「可逆性」與「保護機制」：參與者可以選擇是否露臉、是否使用本名、是否讓自身故事被直接標記；也可以只在排練過程中分享，不必一定站在聚光燈下。
有些人選擇戴面具、以背對觀眾的方式演出，有些人則由劇場演員代為呈現自己的故事；還有人只在側台協助服裝、道具與場記。這些不同層次的參與方式，讓外送茶女可以在暴露與匿名之間找到相對舒服的位置，也讓她們首次感覺自己不是被強迫「供出」行業秘密，而是擁有決定「說多少、怎麼說」的主體性。
五、劇場作為文化倡議：拆解刻板印象與道德恐慌
當作品正式對外演出時，觀眾看到的已不只是單一情節，而是一張複雜的結構圖：舞台上同時呈現房間內談價、平台後台訊息跳動、警局裡冷冰冰的筆錄、以及媒體社論裡泛道德化的指責。透過多線並置的敘事手法，觀眾會逐漸意識到，自己過去對外送茶的想像，往往是被剪輯過的片面畫面。
例如，有一場戲安排觀眾聽見三種聲音交錯：一是政客在電視上呼籲「全面掃蕩色情，還給市民乾淨城市」、二是警察在記者會上宣讀破獲「特殊行業集團」的偵辦成果、三則是外送茶女在房內默默計算房租、學費與家中醫藥費的獨白。當這三種聲音同時在劇場迴盪，觀眾開始理解，所謂「整頓秩序」的口號背後，是許多無處可去的身體被迫更往陰影角落退縮。
這樣的劇場實驗，實質上成為一種文化倡議：它不是以嚴肅的學術報告或政策白皮書形式出現，而是透過感官、情緒與故事，鬆動觀眾對外送茶的僵化想像，促使社會重新思考「誰有資格被稱為勞動者」「誰的風險被視為理所當然」。
六、心理復歸：從不可說的創傷到可敘說的歷史
除了對外的倡議效果之外，性別平權劇場對參與其中的外送茶女，更深刻的影響在於心理復歸。許多人在行業中的創傷記憶，長期以「不要想起來就沒事」的方式被壓抑；但壓抑並不等於消失，反而常在噩夢、驚嚇反應或人際關係中以其他形式浮出。
在排練場域，當某段暴力或羞辱經驗被寫進劇本、交由他人演出時，原本獨自承受的痛苦，突然有了「見證人」。當其他團員在演出後給予擁抱、回饋與討論時，當事人會逐漸意識到：「原來當時錯的不是我，而是那個把我推進角落的制度與文化。」這樣的認知轉換，正是心理復歸的重要一步——創傷從「我不可以說」變成「我值得被聽見」，從自責轉向對結構的批判。
同時，透過一次次彩排，過去令人害怕的畫面被重新安排節奏、重新設計走位，當事人在排練過程中可以選擇「喊停」、可以要求調整結局，甚至可以替過去的自己寫出一個「如果當時有人來幫我」的版本。這種「在安全環境裡重新經驗」的過程，使得創傷不再只是被動侵襲，而是被主體重新掌握的敘事素材。對許多外送茶女而言，能在舞台或排練場上說出那句「其實我很害怕」本身，就是邁向心理復歸的一大步。
七、同儕連結與行動網絡：從個人故事到集體政治
在劇場計畫之前，多數外送茶女彼此之間的互動，往往侷限在工作群組的簡短對話，例如「安全嗎？」「這家旅館可以嗎？」很少有機會分享更深層的感受。透過共同創作，她們第一次在非工作情境下長時間相處，彼此聆聽對方的家庭壓力、情感困境與未來想像。
隨著信任建立，排練場漸漸成為一種「行業互助空間」：有人分享自己如何與律師合作處理暴力案件、有人整理常見詐騙手法提醒新進姐妹、有人則提出建立匿名基金以支援遭遇緊急狀況的夥伴。這些討論逐步形塑出一種新型的行動網絡，使外送茶不再只是被動承受政策與市場變化的對象，而是能夠集體思考、集體發聲的主體。
八、制度與政策的反思：從掃黃思維走向權益保障
劇場演出後，主辦單位常安排觀眾座談，邀請學者、律師與人權團體與參與者對話。這些對話逐漸凸顯一個關鍵：如果國家與社會只用「掃黃」的思維看待
外送茶，那麼能做的就只有不斷增加刑罰與取締次數；但若承認這是在現實經濟與性別結構下出現的勞動形式，就必須改用「權益保障」的角度重新設計政策。
在這樣的框架下，討論會延伸到如何保障從業者的基本安全、如何建立更友善的申訴管道、如何避免執法過程中的羞辱，以及如何提供離開外送茶行業後的轉職與心理支持。劇場並不直接給出唯一答案，但透過具體情境，迫使政策制定者與一般民眾面對那些被忽略的細節：深夜巡邏時，警察究竟是把女性當成「嫌疑犯」還是「需要保護的勞動者」？法律條文在實際執行上，是否加重了弱勢者的風險？
九、結語：在舞台與生活之間，持續尋找出口的她們
總結而言，從事外送茶的女性參與性別平權劇場，是一種同時指向外部世界與內在心靈的雙重實踐。在外部，她們透過劇場拆解污名敘事，讓社會看見更多層次的真相；在內部，她們透過共同創作與重寫故事，逐步修補被撕裂的自我感與信任感。這樣的實踐不會一夕之間消除歧視與風險，但卻在每一次排練、每一次演出、每一次討論之中，悄悄改變著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的方式。
或許，有一天當社會再度談起外送茶時，不再只剩下獵奇與恐懼，而能想到這些曾站在小劇場木舞台上的身影——她們在微弱燈光下，帶著些許顫抖卻仍堅定地說：「我有權利為自己發聲，我不只是別人口中的行業標籤，也是會笑、會怕、會期待未來的人。」當這樣的聲音持續被聽見，性別平權的不再只是抽象口號，而是具體落在每一位被邊緣化勞動者身上的可能。
十、研究與實務的後續想像：讓劇場經驗回到日常治理
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與外送茶女合作的性別平權劇場計畫，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田野場域，讓研究者得以同時觀察藝術創作、社會運動與情緒修復如何交織。未來若要進一步深化，除了持續蒐集參與者在外送茶勞動歷程中的轉變，也可追蹤觀眾在看過演出後，對外送茶議題態度的長期變化，評估劇場是否真的有助於減少污名、促進公共討論。
在實務層面，劇團與社福團體亦可嘗試將工作坊模式擴展到不同城市，邀請更多仍在外送茶行業第一線奮戰的女性加入，同時調整課程內容，使之兼具法律知識、身心健康與財務規劃等面向。若能與地方政府合作，將這類以外送茶女為主體的劇場方案納入官方性別政策或勞動計畫，不僅可提升資源穩定性，也能讓決策者真正聽見來自該行業現場的聲音，而非只依賴警方破案數據或道德輿論作為判斷依據。
最終，無論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或一般民眾，都需要承認一個事實：該行業的存在並不會因為否認或懲罰就自動消失。與其持續把該行業女性推向城市縫隙，不如正視她們在家庭經濟、照顧責任與性別不平等結構中所承受的壓力，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如何透過教育、福利與勞動保障，真正減少她們的脆弱處境。只有當這些在該行業世界裡浮沉的身影，被視為完整的人，而非單一職業標籤時，劇場中那一句「我值得被好好對待」才有機會在現實生活裡落地生根。
十一、倫理思辨：誰可以看見誰的脆弱？
在與外送茶行業女性合作的過程中，劇場工作者與研究者也不得不不斷自問：我們為什麼想要聽這些故事？我們用什麼姿態走進他們的生活？在排練場裡，權力並沒有因為出現了「平權」兩個字就自動消失，持有資源的一方仍然掌握著補助申請、媒體聯繫與作品詮釋的主導權。如果忽略這一點，再進步的藝術語言都有可能變成另一種馴化。
因此，有些團隊選擇在計畫設計之初就把參與者納入決策圈，一起討論補助如何使用、演出要在哪裡舉辦、票價如何訂定、是否開放錄影與直播、是否與官方單位合作等關鍵問題。這樣的做法或許增加了行政與協調成本，卻也讓創作過程變成一堂真實的民主課：每一個人都必須承擔選擇的後果，也都擁有說不的權利。
另一方面，觀眾在面對作品時，也需要學會一種新的觀看倫理。當我們走進劇場，被邀請看見那些過去只存在於謠言與警方新聞稿中的身影時，要問的不應只是「她們到底做過什麼」，而是「是什麼社會條件讓她們幾乎別無選擇」。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走出劇場，我們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改變自己對待他人的方式，包括在餐桌上談論新聞時不再以嘲笑作結、在網路上遇到相關討論時願意思考更深一層的脈絡。
最終，這些圍繞著劇場展開的倫理辯論，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教育。它提醒我們，任何以弱勢者為主題的創作，都必須不斷檢視自身是否複製了不對等關係；也提醒我們，真正的平權不只是把被壓抑者請上舞台，而是讓他們在創作與決策的每一個環節中，都能被當作完整的主體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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