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點茶工作者在街頭工作常遭城市美化政策驅離，驅離如何把風險推向更暗處
摘要
在許多城市治理語境中，「街頭」被視為需要被整理、被管理、被更新的空間。當城市美化政策把可見的不合規活動視為「景觀瑕疵」，第一線最常見的手段就是驅離：透過巡邏、取締、勸離、設置拒止設施與密集稽查，把人從「看得見的地方」趕到「看不見的地方」。但對街頭工作者而言，尤其是以街頭接觸陌生客源為主的定點茶工作者，驅離很少等於風險消失，反而常等於風險換位：從可被注意的街角，轉移到更偏僻、更缺乏目擊者、更難求援的暗處。本文以城市空間政治、風險治理與污名化機制為主軸，分析定點茶工作者在街頭工作遭城市美化政策驅離時，風險如何被制度性地推向更暗處，並提出兼顧公共秩序與人身安全的替代路徑。核心觀點是：當治理目標被窄化為「把問題移出視線」，定點茶工作者所承擔的將不只是失去工作空間，更是失去可協商、可自保、可求援的條件。若城市願意把安全視為公共利益，而非道德評分，就能在不美化暴力、不道德化當事人的前提下，為定點茶工作者與社區共同降低風險。
引言：從「看不見」開始的代價
城市美化政策往往以「提升市容」「改善治安」「促進觀光」「打造友善步行環境」等名義推出，語言上聽起來是公共利益，操作上卻常以「清除」與「排除」作為主要技術：把某些人與某些活動從核心商圈、車站周邊、觀光廊道、夜生活帶狀區域移走。對一般市民而言，這看似帶來「乾淨」與「安全」；但對被視為不受歡迎者而言，政策意味著被迫遷移、被迫隱身、被迫在更不利的條件下求生。街頭工作的定點茶工作者尤其如此：工作高度依賴地點、能見度與人流，卻也同時需要最低限度的可控環境與自我保護空間。當驅離變成常態，定點茶工作者不得不改變路線、改變接觸方式、改變交易地點，並承受更高的暴力、勒索、警方與黑灰勢力的多重壓力。本文要問的不是「城市要不要整潔」，而是：當城市以美化為名把定點茶工作者推進暗處，究竟是在降低風險，還是在把風險外包給最弱勢的人？
一、城市美化政策的治理邏輯：景觀、秩序與可見性的政治
城市美化常被包裝成中性、技術性的工程：鋪面更新、燈光改善、街景整飾、招牌管理、增加監視系統與巡邏密度。然而它同時也是一種「可見性治理」：決定哪些活動可以被看見、哪些人可以留在此處、哪些行為必須消失。當街頭性交易被歸類為「影響市容」或「降低商圈價值」，治理目標就容易從「減少傷害」滑向「移除視覺干擾」。此時，驅離就成為快速且政治上容易交代的選項：讓居民與遊客「感覺」改善了。
但對當事人來說，被驅離意味著失去穩定的工作節點、失去熟悉的店家與路人網絡、失去「有人會注意到我是否安全」的最低社會監督。街頭的公共性本可提供某種被動保護：有光、有監視、有店家、有行人、有可求助的對象。驅離把這些要素拆走，讓定點茶工作者只能在更少資源的地方工作。更關鍵的是，當政策把定點茶工作者視為「不應存在於公共空間的人」，任何以安全為導向的倡議都可能被誤解為「縱容」，使得減害措施難以推動。結果就是：城市表面乾淨了，定點茶工作者的風險卻更集中、更隱密、更難被統計與看見。
二、驅離如何把風險推向暗處：從空間移動到權力再分配
驅離不是單純的「移動」，而是一種權力再分配：把選擇權從當事人手上拿走，交給能掌控街區的人。當定點茶工作者被迫離開人流與光線充足的地帶，常見的落點是巷弄深處、河堤邊、工地周邊、停車場、廢棄空地、郊區道路或半封閉的騎樓縫隙。這些地方共同特徵是：目擊者少、求援成本高、手機訊號或照明不穩、監視死角多。
更嚴重的是，暗處往往同時是地下權力容易運作的場域。當公共空間的可用性被壓縮，定點茶工作者要在「不被趕」的地方工作，可能被迫與地方勢力、管理員、保全、甚至掮客建立依附關係。驅離一方面削弱當事人的自主，另一方面也創造了可被剝削的縫隙：誰能提供一個角落、誰能保證不被趕走、誰能「打點」巡邏路線，誰就能索取費用或條件。於是，驅離把原本可能在公共視線下較可自我防衛的工作，變成更需要「保護傘」的工作。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這不是單純搬家，而是進入一個更難談判、更難拒絕、更難報警的權力結構。
三、暗處的風險樣貌：暴力、勒索、健康與資訊不對稱的疊加
當場域變得更隱密，第一個上升的通常是暴力風險。因為在缺乏目擊者與照明的地方，加害者更敢施暴，也更容易逃逸。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工作中的威脅不只來自客人，也可能來自假扮客人的搶匪、以「抓現行」為名的恐嚇者、或以偷拍勒索的犯罪者。暗處讓這些行為更難被旁人介入。
第二個上升的是勒索與經濟剝削。當定點茶工作者被迫離開熟悉街區，新的地點需要重新建立資訊：哪些路線安全、哪些人危險、哪些時段巡邏密集、哪些店家願意幫忙。資訊缺口讓當事人更依賴他人提供「消息」，也更容易被收取「地盤費」「保護費」。
第三是健康風險的累積。更偏僻的地點往往缺乏洗手間、休息處、避雨處與補給點，長期下來造成疲勞、壓力與疾病風險上升。若遭遇性暴力或受傷，暗處也會延誤就醫與通報時機。
第四是法律與制度風險。驅離常伴隨密集盤查，定點茶工作者為了避免被抓或被記錄，可能更不敢攜帶保險套、求助資源卡或聯絡資訊，反而增加性健康與安全風險。這是典型的「治理造成的風險」（policy-generated risk）：制度手段看似維持秩序，實際上把定點茶工作者推向更高傷害的選擇。
四、從當事人視角看「街頭」：安全其實來自可預期與可協商
外界常把街頭性工作簡化為「髒亂」或「危險來源」，但對當事人而言，街頭也可能是相對可控的工作環境：因為可見性帶來某種「可預期」。在固定路段工作，定點茶工作者能熟悉周邊店家、認得常見的巡邏節奏、建立同儕互助、掌握逃生路線，甚至與附近攤商形成不成文的照應關係。這些看似微小的日常網絡，往往比任何口號更能降低暴力發生時的傷害。
驅離破壞的正是這種可預期性。當定點茶工作者被迫不斷移動，就很難累積地方關係與安全習慣，也很難形成同儕之間的「守望」。此外，頻繁移動讓當事人更疲憊、更焦慮，談判能力下降，更容易在不利條件下接單。對一些定點茶工作者而言，街頭不是浪漫化的自由，而是不得不選擇的生計；但即便如此，若城市治理願意承認「安全需要可預期」，就會理解：把人趕到暗處並不是管理成功，而是把風險藏起來。
五、執法、盤查與污名：為何求助會變得更難
驅離政策常以「治安」為正當性，執行上卻容易滑向選擇性取締與羞辱性盤查。當定點茶工作者在街頭被頻繁盤問、記錄或以道德語言斥責，求助就會變成高風險行為：報警可能被反過來調查、就醫可能被詢問職業、向社工求援可能擔心資料外流。於是，當事人遇到暴力時更可能選擇沉默或私下解決。
更糟的是，暗處的暴力往往缺乏證據：沒有監視器、沒有目擊者、沒有立即通報。這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因為案件難以成立，社會就更相信「街頭本來就危險、當事人自己要負責」；因為被怪罪，定點茶工作者就更不敢求助；因為不求助，暴力更容易重複發生。
如果城市的治理語言持續把定點茶工作者放在「應被消失」的位置，那麼任何安全政策都會被道德化扭曲。要打破循環，必須先承認：無論社會如何評價性工作，對定點茶工作者的人身安全與基本權利，都不該以污名作為折扣。
六、城市經濟與空間再開發：驅離背後的利益結構
城市美化不只是文化偏好，也常與土地利益與商業模式緊密相連。當某些街區被定位為觀光廊道、精品商圈、文創市集或夜間經濟示範區，「不符合品牌」的人就會被視為需要清除的風險因子。這種治理往往不是因為事件突然增加，而是因為「想像中的城市形象」需要一致性。
在此脈絡下，驅離定點茶工作者是一種「形象管理」：讓投資者安心、讓遊客舒適、讓居民感覺房價更有支撐。但形象管理把成本轉嫁給誰？通常就是那些缺乏正式租屋、缺乏穩定工作、缺乏社會支持的人。對定點茶工作者而言，街頭工作往往與居住不穩、負債壓力、家庭暴力史、移動性就業等因素交織。城市若只做驅離而不處理結構性困境，就等於把問題推到邊界：在行政區界線外、在光線照不到的地方、在統計看不見的角落。這不是解決，而是「外包」。而被外包的，就是定點茶工作者的身體風險與生命成本。
七、風險被推向暗處後，誰變得更安全？誰變得更不安全？
驅離政策常被宣稱能提升整體安全，但需要追問：安全是誰的安全？在可見街區，居民與商家感受到秩序提升；但定點茶工作者面臨的是更高的不確定性、更高的暴力曝險、更高的依附成本。也就是說，政策把「感受上的安全」集中到多數人，把「實質上的危險」集中到少數人。
此外，驅離也可能不利於一般市民的長期安全。因為當定點茶工作者被迫進入更偏僻地帶，暴力事件可能更難即時處理，犯罪者更敢於在暗處嘗試搶劫、性侵、勒索，並把這些地帶變成更高風險的灰色區域。城市製造了新的「治安黑洞」，只是位置改變、曝光降低。
真正的公共安全應該是「降低傷害」而不是「降低能見度」。若城市只追求把定點茶工作者趕走，短期可能獲得政治滿意度，長期卻可能讓暴力更難被發現、更難被預防、更難被追訴。
八、國際經驗與啟示：從取締導向到減害導向的轉向
各國對性工作的政策差異很大，但仍可看到一條重要分野：取締與驅離導向，往往伴隨風險地下化；減害與權利導向，則嘗試把風險拉回可管理的範圍。
一些城市曾嘗試建立非正式的「容忍區」或以社福介入取代密集取締，重點不是鼓勵交易，而是降低暴力與健康風險，例如提供匿名健康服務、夜間安全巡訪、緊急求援管道與資訊分享。這類做法的關鍵在於：把定點茶工作者視為需要安全的城市居民，而非單純的秩序問題。
當然，任何政策都需要在地脈絡調整，且必須防止新的剝削。例如容忍區若缺乏治理，可能變成地方勢力控制；匿名服務若缺乏資安，可能造成外流風險。換言之，減害不是浪漫化，而是一套需要制度設計的公共治理。其核心仍是：不要用驅離把定點茶工作者推進暗處，而要把風險帶回能被看見、能被介入、能被降低的層次。
九、政策建議：不以「趕走」為唯一工具的城市治理菜單
若城市希望同時回應居民感受、維持公共秩序並降低暴力與健康風險，可以考慮以下方向（重點是可操作，而非口號）：
把目標從「消失」改成「降害」：治理績效不應以「看不到」作為指標，而應以暴力事件下降、緊急救援成功率、健康服務可近性等指標衡量。涉及定點茶工作者的治理若只剩驅離，等於宣告城市放棄了實質安全。
建立不污名的求助管道：匿名通報、非刑事優先的受理流程、對第一線人員的污名敏感訓練，讓定點茶工作者遇到暴力時不必擔心「求助反而受罰」。
夜間安全與環境設計：改善照明、增加公共洗手間、規劃可停留的安全節點、設計緊急求援設備，並避免把城市空間做成「敵意設計」（例如尖刺、封椅、全面驅趕），因為敵意設計往往把弱勢逼向更危險角落。
與社福、醫療、社區建立跨系統協作：把定點茶工作者的安全視為跨部門議題，而不是只丟給警政。社福與醫療能提供的往往是暴力後支持、心理復原、健康服務與資源轉介。
資料與隱私保護：任何介入都必須降低資料外流與標記風險，否則當事人不會使用。若城市真的想降低傷害，就必須讓定點茶工作者相信「接觸服務不會讓我更危險」。
十、結論：把風險推向暗處，不是治理成功，而是責任轉嫁
城市美化政策若以驅離作為主要工具，短期確實能讓街區「看起來」更整潔；但對街頭工作的定點茶工作者而言，這種整潔往往是用更高的暴力曝險、更深的地下化、更強的依附關係換來的。驅離把風險推向暗處，也把公共責任推向暗處：事件更難被看見、更難被介入、更難被追究。
真正成熟的城市治理，應該能同時處理居民的生活品質與弱勢者的人身安全，而不是用「把人趕走」替代治理。當城市願意承認：無論社會如何評價性工作，定點茶工作者依然是城市的一部分、依然有免於暴力的權利，政策工具箱就會從單一的驅離，擴展到可被驗證、可被問責、可被改善的減害與安全設計。把風險拉回光線之下，才有可能真正降低它；把定點茶工作者推進暗處，只會讓城市把問題藏起來，卻讓傷害更深地留在某些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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