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茶促服會

  前言   當社會大眾談起「叫茶」「外送服務」這類隱晦詞彙時，往往立刻聯想到的是灰色地帶的性交易市場、治安問題與道德爭議，而很少有人看見背後具體而微的勞動現場、性別權力關係與從業者的生命故事。近年來，一批自稱為「行業姐姐」的女性，開始以行動藝術的方式走出密閉房間，參與以「性別平權劇場」為核心的創作計畫，將自己的工作日常搬上舞台，以此爭取社會理解與尊重。本文以實務觀察與理論反思為基礎，探討從事外送茶工作的女性如何透過劇場實踐，展開文化倡議與心理復歸的雙重行動。   一、研究情境與問題意識：污名、沉默與發聲的契機   在主流輿論中，外送茶 常被簡化為治安數字、八卦新聞，或是道德家「譴責對象」的代名詞。相關報導經常以警局記者會為畫面中心，讓鏡頭捕捉遮臉女子、被馬賽克處理的身影，卻鮮少追問這些人為何會走進外送茶的世界。更嚴重的是，社會多半只看見交易瞬間，卻看不見勞動過程與情感折磨，使得在外送茶行業中打拼多年的女性，長期被壓抑在沉默位置。   然而，數位平台時代的來臨，也為外送茶女帶來意想不到的發聲契機。透過匿名論壇、社群媒體與線上社運網絡，一部分人在夜深人靜時，開始以文字記錄自己接單、談價、被放鳥、遭遇暴力的歷程。這些零散記錄在性別團體與劇場工作者的關注下，逐漸被整理為可以轉化成演出的素材，成為性別平權劇場與外送茶女相遇的起點。   二、產業結構與性別權力：在灰色地帶求生的身體   要理解劇場實踐的重要性，首先必須看見外送茶所處的產業結構。一般而言，外送茶 平台以即時通訊軟體為主要媒介，透過幹部管理接單與排班；表面上從業者擁有高度彈性，實際上卻受到嚴密監控與評分制度的制約。許多外送茶女必須依照外貌年齡、服務內容、客人評價接受差別報酬；在風險高、工時長的情況下，卻很難獲得健康保險、休假制度等基本保障。   在性別權力層面，外送茶 也深受父權文化影響。一方面，社會把從業者視為「危險的誘惑者」，將性犯罪與家庭破裂責任往她們身上推；另一方面，當她們遭受暴力、詐騙或剝削時，卻又被認為是「自作自受」，不值得被同情與保護。這種雙重標準，使得外送茶女無法輕易向警察或司法系統求助，只能在行業內部口耳相傳安全資訊，或靠運氣躲過一次又一次驚險情境。 ...

  一、問題意識：當「被研究」成為一種消耗   在許多學術場域裡，弱勢或污名化群體常被視為「最能產出學術價值」的材料：可蒐集、可編碼、可引證、可發表。然而，當研究者以制度允許的方式，持續向受訪者索取生命故事、創傷細節、風險經驗與人際網絡，卻無法或不願提供對等的回饋時，研究關係就可能滑向倫理剝削。尤其在涉及高度污名、法律灰區、暴力與健康風險的領域，外送茶工作相關研究更容易發生「研究者獲益、受訪者承擔」的結構性不對等。   這類不對等並不一定以明顯的惡意呈現，反而常穿著「關懷」「倡議」「提升能見度」的外衣。研究者可能真心認為自己在做社會正義；但在資源、話語權與風險分配上，受訪者仍可能被迫支付看不見的成本：時間、情緒、再創傷、被識別、被追查、被二次污名化，甚至是社群關係被撕裂。當研究結束、論文通過、計畫結案，受訪者的生活仍要繼續，而被揭露的風險卻可能長期存在。若缺乏制度性的倫理設計，外送茶工作便可能在學術生產鏈中被固定成一種「可被反覆取用的素材」。   二、何謂「倫理剝削」：不只是不付費   多數人提到剝削，第一反應是「沒給錢」或「給太少」。但在研究情境中，倫理剝削更像是一套複合機制：   風險外包：研究者獲得論文與升等資本，風險卻由受訪者承擔。只要資訊足以拼湊身份，受訪者就可能面臨職場曝光、家庭衝突、伴侶暴力、警政追查或平台封鎖。涉及外送茶工作時，這種風險外包尤其敏感。   情緒勞動榨取：研究需要「厚描」，往往鼓勵受訪者敘述創傷、羞辱、恐懼與困境。受訪者提供的是情緒勞動，而研究者得到的是可引用的文本。對外送茶工作經驗的反覆追問，常在不知不覺中構成再創傷。   話語權不對等：即使受訪者「同意」受訪，也不代表其理解學術寫作如何重組、剪裁與框架化敘事。受訪者說的是生活語言，研究者寫的是理論語言；當理論語言凌駕生活語言，外送茶工作經驗便可能被再度物化。   成果不回流：研究成果常只回到期刊、研討會與課堂，卻未回到受訪者社群。受訪者可能永遠看不到自己的敘事如何被使用，更談不上糾正錯誤或要求撤回。對外送茶工作社群而言，這種「被講述、卻無法回應」的狀態，會強化被治理感。   三、剝削如何發生：制度與日常互相加乘 ...

  一、前言：當「風險標註」成為制度化歧視   在現代醫療體系中，「高風險群體」原本是一個用於公共衛生治理的技術性分類，用以協助資源分配、預防性介入與流行病監測。然而，當這一分類被不加區分地套用在特定社會身分之上，尤其是外送茶工作從業者身上時，它往往不再只是中性的醫療用語，而成為一種結構性歧視與制度性污名的工具。   在許多國家與地區的臨床實務中，外送茶工作者在尚未提供任何具體病史、風險行為評估或實際症狀之前，便被預設性地標註為「高風險族群」。這樣的標註不僅影響醫療人員的專業判斷，也實質改變了醫病互動的權力關係，進而造成健康權利的不平等。   本文將從醫療制度、臨床實務、公共衛生論述與當事人經驗等層面，深入分析外送茶工作者被強制標註為「高風險群體」的健康歧視現象，並探討此一制度性問題對個人健康、公共信任與醫療倫理所帶來的長期影響。   二、「高風險群體」概念的歷史與轉變 （一）公共衛生治理中的風險分類   「高風險群體」一詞源自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管理，其核心目的在於提升預防效率。透過統計與模型推估，醫療體系得以針對某些特定行為或環境暴露較高的族群，提供更密集的篩檢、衛教或疫苗接種。   然而，這種風險分類原本是行為導向與情境導向的，而非身分導向。理論上，它應隨著個體狀態與行為變化而調整，而非一旦被貼上標籤便永久成立。   （二）身分化風險標註的出現   隨著某些疾病（如性傳染病、愛滋相關疾病）的公共討論高度道德化，風險分類逐漸從「行為」滑向「身分」。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外送茶工作者成為最典型的被制度化標註對象之一。   當「從事外送茶工作」本身即被視為風險因子，而非實際的防護措施、健康檢查頻率或個別生活狀況時，醫療體系便開始將社會偏見內嵌於專業流程之中。   三、臨床現場的健康歧視實例 （一）未經評估即被加註風險標記   在實務中，許多外送茶工作者只要在問診表上誠實填寫職業，或被醫護人員推測其從業背景，病歷系統中便會自動或半自動地加註「高風險」標記。這些標記往往缺乏具體依據，卻會影響後續所有醫療決策。   例如，在一般症狀（如腹痛、頭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