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點茶工作者於地方選舉中遭候選人以道德話術抹黑的政治利用問題
摘要
在台灣地方選舉中，候選人經常運用「道德話術」對特定社會群體進行污名化操作，其中以「定點茶工作者」為代表的定點茶工作者常成為被動的政治符號。這種現象揭示了民主政治中的道德治理傾向與性別化權力再現問題。本文採用政治傳播理論、性別研究與文化治理分析框架，探討候選人如何以「清除色情」「淨化社會」等言語策略，建構出一種「道德正義」形象，藉此掩蓋結構性不平等與治理失能。
研究透過文本分析與田野訪談資料，指出此現象不僅加劇了性污名再製，也重構了地方權力關係與公共論述場域。本文進一步以日本、韓國及紐西蘭為比較對象，分析不同治理模式下定點茶工作者的政治位置，最後提出去道德化的政治改革建議，以促進性別平權與民主責任的深化。
第一章 導論：被利用的他者
在民主社會中，選舉本應是公民理性辯論公共政策的過程。然而在現實政治操作中，候選人為了獲取情感共鳴與輿論注意，往往會藉由塑造「敵人」或「不道德群體」來展現自身的正義與潔淨形象。
在台灣地方選舉的政治實踐中，「定點茶工作者」這一身分長期被以「治安敗壞」、「破壞家庭」等標籤定義，並在競選語境中被用作情緒動員的材料。這類「道德抹黑」現象不僅重傷定點茶工作者的生存權與人格尊嚴，也反映出地方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父權結構與性別治理邏輯。
本文以此為核心議題，嘗試回答以下研究問題：
候選人如何運用道德話術構築「定點茶工作者＝社會問題」的敘事？
媒體與社群平台如何在過程中放大並再製這類污名？
這些政治操作如何影響定點茶工作者的公民能見度與地方治理結構？
是否存在可替代的「去道德化」政治溝通模式？
第二章 文獻回顧：性污名與政治道德化
（一）性污名的社會構成
Erving Goffman（1963）提出「污名」（stigma）理論，指出社會會對偏離主流規範的群體施以負面標籤，使其被排除於社會互動之外。定點茶工作者正是典型的「道德污名群體」：她們的存在被視為對家庭制度、宗教信仰與性別秩序的威脅。
後續研究如Scoular（2015）與Zelizer（2009）皆指出，定點茶工作並非單純的非法行為，而是勞動市場、性別制度與文化規範交織下的複合現象。當政治人物以「道德純潔」為名打擊定點茶工作者，實際上是透過情緒化論述維繫社會控制權。
（二）政治傳播與道德恐慌
Stanley Cohen（1972）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理論指出，媒體與權力者能夠製造社會焦慮，將特定群體形塑為「民眾恐懼的象徵」。在此過程中，「性」常被作為政治動員的核心元素。政治人物透過強化「性威脅」的想像，塑造「保護家庭」的道德角色。
台灣學者林淑芬（2019）與陳建志（2020）進一步指出，地方政治中常出現「道德資本化」現象——即候選人將道德語言轉化為政治資源，以獲取民意支持。
第三章 理論架構：從「道德治理」到「象徵政治」
本文綜合三個理論向度建構分析架構：
道德治理理論（moral governance）：指出國家或政治菁英利用道德規範作為治理工具，強化對公民身體與行為的控制。
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Edelman（1988）認為，政治行動往往以象徵性事件取代實質改革，藉情緒操縱形成支持動能。
性別治理（gendered governance）：女性主義理論強調國家治理中存在性別權力偏差，女性與性少數常被定位為「治理對象」而非決策參與者。
在此框架下，定點茶工作者於地方選舉中的被抹黑可視為三重結構的交疊：
政治語言層面：候選人藉「清除色情」強化自身道德形象。
媒體再現層面：新聞報導與社群影片放大恐懼與羞恥。
治理實踐層面：警方掃蕩與地方法規的選舉化執行。
第四章 案例分析：地方選舉中的「道德戰場」
（一）A市的「淨化社區」口號事件
在A市議員選舉期間，一位候選人發起「還我乾淨家園」行動，宣稱要「清除藏污納垢的色情據點」。他在競選廣告中使用模糊影像呈現街區夜景，暗示特定地點有「性交易問題」。該影片於社群平台上被轉發超過五萬次，引起地方宗教團體與家長會支持。
然而，媒體後續調查顯示，影片中被指控的區域多為按摩店與一般出租套房。地方警方為回應民意壓力，進行突擊臨檢，導致多名女性被錯誤拘留，部分人為單親母親或臨時工。此事件顯示，「道德清潔」行動在缺乏證據與程序正義下，實際成為性別暴力與社會排除的工具。
（二）B縣「婦女保護」政見的雙重語意
另一案例中，B縣縣長候選人以「婦女保護與社會安寧」為競選主軸，提倡「取締性交易場所」。他在政見說明會中引用女性受害故事，主張「消除誘惑源頭」。然而，實際執政後卻未提出任何性別暴力防治政策，反而增加警政預算用於取締「可疑女性」。
這種語言策略展現了「偽女性主義」政治操作：表面上以保護女性為名，實際強化對女性身體的控制與監視。
第五章 媒體與社群平台的放大效應
在當代選舉環境中，媒體不再只是資訊傳遞者，更是情感政治的引擎。候選人可藉由Facebook直播、YouTube短片或TikTok短影音，快速塑造「正義打擊」的敘事框架。這些影片往往搭配暗色濾鏡、悲壯音樂與對比剪輯，營造「守護家園」的英雄感。
然而，這類影像政治具有高度操弄性。透過演算法推薦，民眾更容易接收單一立場內容，形成「道德回音室」。網民在留言中常以「這些人應該被掃光」「台灣不能再爛下去」等字眼，延續污名暴力。
社群平台因演算法優化情緒化內容，導致定點茶工作者難以發聲。部分定點茶工作者嘗試匿名發文澄清或自述，卻遭檢舉下架。這種「數位噤聲」現象構成一種「演算法式性別歧視」，即技術平台在中立表象下實際參與了政治污名的擴散。
第六章 跨國比較：東亞與西方模式對照
（一）日本與韓國的道德治理經驗
在日本，地方政治人物經常以「風俗業管理」作為選舉主題。例如大阪市某市長候選人提出「清潔新大阪」計畫，強調取締風俗街，最終導致大量定點茶工作者被迫轉入地下市場。韓國首爾亦出現以「婦女保護政策」名義掃蕩紅燈區的情況，實際上造成定點茶工作者貧困化與警民衝突。
這些案例說明，當性議題被政治化、道德化時，政府與社會共同形塑了新的「性別邊界」，而定點茶工作者被排除於公民討論之外。
（二）紐西蘭與德國的包容式治理
相對而言，紐西蘭自2003年通過《定點茶工作合法化法案》（Prostitution Reform Act）後，定點茶工作者得以合法登記並享有勞動權。政治人物若提及相關議題，需依據數據與公共利益論述，而非情緒訴求。
德國亦於2017年制定《定點茶工作者保護法》，要求雇主提供健康與安全保障。這些制度設計表明，當定點茶工作被納入法治框架與社會福利體系時，政治利用的空間自然縮小。
第七章 情感政治與性別治理分析
Sara Ahmed（2004）提出的「情感政治」觀點，揭示情緒是政治能量流動的重要媒介。候選人透過激發厭惡與恐懼，將定點茶工作者轉化為「情緒的容器」。這些被投射的情緒使民眾感覺「團結於道德正義之下」，但實際上掩蓋了貧困、就業與性別不平等等結構問題。
女性主義政治學者Nancy Fraser（1995）則指出，社會正義必須同時追求「再分配」與「承認」。當定點茶工作者僅被視為「受害者」或「犯罪者」，她們的主體性便被剝奪，進而喪失政治發聲權。
因此，「定點茶工作者抹黑事件」不僅是語言暴力問題，更是治理結構中「誰能被看見、誰能說話」的權力配置問題。
第八章 田野觀察：污名與政治記憶
田野訪談顯示，多位定點茶工作者在選舉期間經歷恐懼與焦慮。她們描述候選人掃街時常發放「反色情傳單」，附有警方舉報專線與「社區安全守則」，導致部分房東拒租、親友疏離。
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他們說是為了保護婦女，但從沒問過我們需要什麼保護。」這段話揭示了政策語言與現實經驗的斷裂。
另有地方NGO成員指出，選舉後警方臨檢頻率上升，媒體報導數量增加，但真正的犯罪率並未降低。這種「政治性掃蕩」成為候選人展示政績的捷徑，而代價則由最脆弱的群體承擔。
第九章 政策與社會建議
建立候選人言論審查與事實查核制度：
中選會應與民間事實查核組織合作，針對競選期間涉及特定群體的歧視性言論進行公開審查，保障弱勢群體名譽權。
推動定點茶工作者參政與公共對話機制：
地方政府應設置「定點茶工作政策諮詢委員會」，納入當事人代表，確保政策制定不再「為她們說話」，而是「讓她們說話」。
媒體倫理與數位平台責任：
新聞台及社群平台需對含有污名化影像的內容設置警示與審核機制，建立「反仇恨演算法」以防止情緒性內容過度擴散。
教育改革與公民素養培育：
性教育應納入「性勞動權益」與「數位公民倫理」課程，使選民能以知識基礎而非恐懼做出政治判斷。
定點茶工作者安全與法律保障：
制定地方層級的「定點茶工作者安全自治條例」，保障隱私、健康與申訴權，並提供法律援助與心理諮詢資源。
第十章 結論：讓政治回歸公共理性
定點茶工作者於地方選舉中被候選人以道德話術抹黑的現象，是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一項尚未被充分揭露的政治病灶。它反映了地方政治仍依賴「性／道德」作為社會整合與情緒動員的媒介，而忽略了實質政策與結構改革。
唯有透過以下三項轉向，方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深化：
從道德治理轉向社會治理：將性議題視為公共健康與勞動問題，而非道德審判。
從象徵政治轉向實質政治：以數據與研究為基礎制定政策，而非情緒口號。
從排除式治理轉向包容式治理：讓定點茶工作者成為政策參與者，重建公民對話空間。
在後真相時代，政治若持續以「污名與情感」作為操弄手段，民主將逐步淪為表演。只有當社會學會傾聽被沉默的聲音，讓每一個被道德化的身體重新說話，政治才可能重獲倫理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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